“从称呼看农民工，本名：农民工；小名：打工仔/妹；学名：进城务工者；别名：三无人员；曾用名：盲流；尊称：城市建设者；昵称：农民兄弟；俗称：乡巴佬；绰号：游民；临时户名：社会不稳定因素；家族封号：主人；时髦称号：弱势群体；最新称呼：新城市人。”
　　这段文字摘自安徽小伙李明亮所撰写的法学论文——《当前农民工的生存与法制保障》。“这虽然有些调侃、自嘲，但在这背后浸染了多多少少浑浊的汗水和辛酸的泪水。”李明亮告诉记者，虽然目前他已是台州市作家协会的一名会员，但他仍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一名普通的农民工，之所以要写这样一篇论文，除了是对自己6年多打工生活的一个小结之外，更多的是希望社会上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群体，帮助这个群体。

　　想写篇论文让大家来关注农民工
　　2005年3月，李明亮应表哥之邀离开了自己打工多年的深圳来到了台州，在当地一家颇有规模的企业中担任了人事主管一职。当了“官”之后的李明亮接触到的东西更多了，对民工的生活状态也就有了更新、更深刻的认识。
　　“台州是个开放的城市，我在这里每天可以接触到很多信息。”2006年3月，重庆市璧山城区一55岁的三轮车夫因过度劳累而死于街头的消息见诸报端。“这条消息让我震惊。”李明亮说，现在关于民工的报道越来越多，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民工的生存状态不佳及民工权益受到侵害，他自己在外奔波多年，对打工生活有着深刻的体会，民工朋友不应该继续浑浑噩噩过日子，应该拿起法律武器为自己维权。
　　可这仅仅是李明亮自己的想法，他深知很多外来务工者因为文化层次不高，社会接触面又很窄，有时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都没意识到，那又怎么去维权呢？李明亮陷入了沉思。
　　回想过去的几年中自己听到的、看到的甚至亲身经历过的事件，有不少是因为民工不懂那些所谓的“游戏规则”而遭受侵权。经历的事情多了，李明亮才慢慢从一个涉世未深的山村青年变成了一个阅历丰富的新城市人。
　　是不是应该将这些东西写出来让大家看看，让大伙儿一起来帮助外来务工者呢？李明亮有了自己的打算，他打算写一篇论文。可是，对于只有中专文化的李明亮来说，虽然从出门打工的第一天起就非常注重对各种知识的学习，但写论文这样的事儿于他而言还是有些难度。“从哪里着手，分哪几个部分来阐述，最终又要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每一个问题都如同一座横亘在他面前的大山。
　　就在李明亮感到迷茫时，他想到了以前同在深圳打工的几位工友。他告诉记者，那时，几个人因为对文学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一拍即合，很快就成为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平日里一有空，便会坐下来以各自的打工生活为题作诗。为了便于联系，他们还在互联网上开出了“打工诗人”主题网站。
　　“他们肯定会给我一些不错的建议。”李明亮主动联系了罗德远、徐非、王甲有等工友。果然，几人在网上一阵热烈的讨论之后，论文的写作不但有了方向，连大体的轮廓也开始慢慢浮出了水面——以李明亮的切身体会为主线，再结合近期在各地发生的一些事例，梳理出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活、工作、学习所碰到的障碍，并提出应对的方法。

　　打工生涯的首次维权以失败告终
　　既然论文有了方向，接下来的工作就相对简单了。“我差不多有一两个星期整天在回忆，我想从自己的经历中归纳出民工在城市中生活将会碰到的几大方面的问题。”
　　1999年8月，20多岁的李明亮离开安徽宣城老家，走上了外出打工之路。他告诉记者，最初他到了合肥双岗的一个宾馆做了一名厨师学徒，从早晨4点多起来买菜做饭，一直要干到晚上将近11点。一天工作下来，累得身上的肌肉早已没有了任何感觉。
　　李明亮离开宾馆后，到上海的一家霓虹灯厂当了一名安装工。“虽然工作没有在宾馆当学徒那么辛苦，但工作的危险性却大大增加了。”安装霓虹灯的地方往往离地有十几米高，在安装的时候却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公司甚至没有和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安全保障更无从谈起了。
　　而就在这时，广播中一档关于《劳动法》的节目引起了李明亮的兴趣。李明亮通过对《劳动法》的学习，知道用工单位不但要和工人签订劳动合同更要给工人购买保险，特别是类似霓虹灯安装这种户外高风险作业，企业负责人更是应该主动采取措施确保工人的安全。
　　有了法律作后盾，李明亮心中有底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其他工友，他打算找霓虹灯厂老板好好谈一次，把签订劳动合同和购买保险的事情正儿八经地提一提。可是这次“主动出击”却给了李明亮当头一棒，老板不但以种种理由拒绝签合同、买保险，还以李明亮工作不负责为借口将其炒了鱿鱼。
　　李明亮觉得，工作压力大、收入少、社会接触面窄以及维权无门是外出打工者最先会碰到的几大难题。“很多的其他问题，比如，农民工社会地位低、违法犯罪比例较高等都是由这些问题延伸出来的。”
　　李明亮告诉记者，他刚刚到上海那会儿，最大的愿望是能到电影院好好地看一部电影，可是由于时间和经济的原因，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都没实现。“身后是贫瘠的山村，眼前是灯红酒绿的城市。每个人都想在第一时间融入这繁华的世界里，可是因为工作繁重，收入微薄，农民工和眼前的世界几乎处于完全绝缘的状态。一系列的心理反差慢慢演变成了一种仇恨，很多外出打工者就是这样踏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李明亮觉得，农民工的工作压力问题、收入问题、社会地位问题以及导致农民工群体产生较多违法犯罪现象的成因问题应该是他在这篇论文中要着重阐述的。

　　应依法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为了获得更多鲜活的例子，李明亮几乎订阅了在台州能够看到的所有品种的报刊，只要有关于农民工的报道，他都会将其剪下然后认真加以分析。
　　“实在无聊的时候，就去马路上走走，路过天桥时，就看看满街疾驰而过的汽车，但更多的是看走过天桥的美女……”这是一篇新闻记录的在杭州某单位做保安的民工刘杰的“业余生活”。李明亮觉得，刘杰的生活多多少少和自己当年有点相似，文化娱乐生活的严重匮乏使情感得不到宣泄，只有在大街上看看街景和女人。
　　“人长期处在这种压抑状态，整个人格都会变得不健全，很多在正常生活时被认为是不齿的行为，在这种状态下根本就无所谓了。”李明亮告诉记者，以前他周围的很多年轻工友就是在这种极度空虚的状态下迷恋上了赌博，而输了钱之后，生活又将他们逼上了更深层次的歧路。
　　“知识水平低、文化娱乐匮乏；进入城市后强烈的城乡心理反差；由现实生活产生无助、迷茫以及被歧视感。”这是李明亮在《当前农民工的生存与法制保障》中对导致农民工群体产生较多违法犯罪现象的成因的分析。
　　而作为解决之道，李明亮觉得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他向记者介绍，“民主恳谈会”是一种基层的民主形式，它的核心在于通过民众和政府的直接对话，集思广益、公平博弈，给了群众民主决策的权利。“这种模式完全可以借鉴到农民工群体，让农民工可以和企业业主甚至是当地政府直接对话，给农民工以说话的权利，让他们的所知、所想、所困让大家都知道，从而可以切实有效地帮助农民工解决实际困难。”除此之外，李明亮还觉得，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和工作技能，也是真正解决农民工问题最为直接的办法。
　　今年，李明亮的论文被收录进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法治建设研讨会论文集》。在论文中，李明亮还提出了农民工权益应依法保障的观点。他在论文中写道：“当前，我国农民工问题已得到全国上下的高度关注。2006年新春伊始，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各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些解决农民工问题和保护农民工权益的制度、规定……”
　　李明亮认为，这一切说明国家已越来越重视农民工问题，虽然目前在很多地方农民工的生活还不尽如人意，但必定会一天天好起来。李明亮还告诉记者，他已于7月31日辞去了企业人事主管的职务，他想去当一名记者，用自己的笔继续为民工朋友奔走呼号。